——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繁荣集团董事长陈玉书
图为陈玉书与贾庆林主席合影
从50元起家到亿万富翁，从地盘工人到景泰蓝大王，从太平绅士到全国政协委员。他自强自立，没有因为职务低贱而轻看自己；他胸怀大志，兢兢业业，更没有因为事业飞黄腾达而忘了自己的根，爱国儒商陈玉书先生用他的心血和智慧谱写了一曲曲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闯港岛空手兴家业
在赚钱发达的道路上是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的， 只有在那崎岖小路的攀登上不畏劳苦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峰。——陈玉书
陈玉书先生的父母都是华侨，祖籍福建省仙游县，他1941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19岁那年，出于对祖国的热爱，陈玉书回国求学，以优异的成绩考进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1964年毕业后，陈玉书与黄伯龄女士结为伉俪，他被分配到北京的一所中学当教师。但没有多久，便发生了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怀疑一切”也怀疑到了有海外关系的他身上。他受不了那种人格的伤害，被迫放弃了自己热爱的职业，在朋友的帮助下，于1972年去了香港定居。
抵达香港的第3天，陈玉书就在填海工地上当“地盘工”。当年找到工作的那份喜悦，对陈玉书来说，不啻中了马票一般，他的心像火一般炽热，恨不得马上就能投入工作。生活虽然很苦，但他却满怀信心。冷静下来后，陈玉书马上就意识到，既然决定在资本主义社会求生存，就必须了解、掌握资本主义那一套。可是横在前面的却有两大障碍：一是语言不通，二是没有资本。当时，他的口袋里只有50元港币，所以对于每一毛钱都极为重视，现实生活告诉他，在香港如果没有钱绝对是寸步难行。
陈玉书不辞辛劳地苦干，但命运之神却总是和他开玩笑。不久，填海工程结束，陈玉书也失业了，生活一下子跌到冰点。他不得不又一次四处求职，却屡屡因僧多粥少而被拒之门外。可偏偏在这时，他的妻子又怀孕了，他的经济能力无法再抚养一个孩子，只好找医生给妻子做人工流产。可是，他连医疗费用都支付不起四处奔走找朋友帮忙，好不容易才凑齐那笔款子。日后，他回忆起那段生活说：“那真是残酷的人生。”
后来，在岳父的帮助下，陈玉书谋到了一份仓库管理员的工作，月薪400元。尽管生活艰辛，陈玉书始终没有丧失奋斗的勇气和待人的热忱，他与人为善，乐于助人，而他人生的转折点也由此而来。
陈玉书人生的转折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有一次，他又失业了，为了不让家里人知道这个坏消息，早上，他仍假装去上班，实际上是出去寻找工作。他在外面转了一整天，直到天黑也没找到工作。他不敢回家，在街上漫无目的地徘徊，走到维多利亚公园门口，因为无处可去，想到里面坐下来歇一会儿。陈玉书无意中看见一位妇女把小孩抱上秋千，却几次都无法把秋千荡起来。陈玉书主动上前帮了她一把，在交谈中，陈玉书得知这位太太是印尼华侨，她的丈夫是印尼领事馆的高级官员。那位妇女从秋千架上下来后便跟他谈了一会儿，得知他没有工作，很同情他的遭遇。
事情总是如此凑巧，不久后，陈玉书的朋友有一批货急运印尼在印尼领事馆办商业签证时遇到了麻烦，出于义气，陈玉书主动要求替朋友想想办法。陈玉书便找刚结识的这位太太帮忙。……她给陈玉书谋取了一个给印尼华商办理签证充当中介入的机会，一下就让他赚了5万港元。朋友的问题不但得到顺利解决，并且在税率上享受了优惠待遇，为朋友节省了一大笔钱。朋友大喜过望，当即送给陈玉书5万美元酬金。陈玉书也因此获得了自己的第一桶金——5万美元的酬金。在70年代，这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这对当时每月只有400港元工资的打工仔来说，简直是“洪福齐天”了。“做人之道，助人为乐”，笃信佛教的陈玉书虽曾穷困，却常力所能及地助人，从未想过得到报偿。推不过朋友的盛情，陈玉书收下了，可他并没有枕着5万美金睡大觉，他觉得，应该用这些钱，做更多的事。一翻考虑后，陈玉书办起了“香港繁荣发展有限公司”，主要经营祖国大陆产品的转口贸易。在朋友的介绍下，他试着从北京购进了一批仿旧景泰蓝鸟兽，运到香港后竟十分畅销。从此，景泰蓝成了陈玉书的拳头产品，规模虽小，但他发现自己还是很能做生意，而且他又能吃苦，经过一两年地自身滚动发展，公司逐渐壮大——
戏商海三弄成大王
今天我能够被尊为“世界景泰蓝大王”，决非我有何超人之处，只是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的凑合，不折艰难，不舍成功，机遇加勤奋罢了。——陈玉书
陈玉书从不讳言他的成功带有“运气”的成分，但还是把握机会却是他成功的首要因素。
陈玉书并不满足，他决定大胆开辟台湾市场。他与别人合伙购进了一大批台湾产的涤纶布，准备将这批货销往大陆。如果成功，一定能赚一大笔钱，公司也将迈上一个新台阶。他怎么也想不到，他的合伙人勾结台湾商人在合同上做了手脚，结果他花40万元买来的竟是一堆卖不掉的积压商品。这次上当几乎使他倾家荡产，也使他深刻地认识到商海是多么凶险。吃一堑，长一智，此后陈玉书做生意就很小心，没有再上过骗子的当。
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中华大地，港台商人纷纷进入大陆市场发展业务。陈玉书也来到北京，经过一番考察，他决定经销具有民族特色的景泰蓝产品。他第一批购进了价值5万港元的货，运回香港后，很快便销售一空。第二年，他又订购了30万港元货，同样很快就卖光。以后，他又多次订货，每次都是数十万元。这样，他就成为香港较大的景泰蓝经销商了。
1982年，北京景泰蓝事业陷于低谷，北京工艺品公司积压了价值高达1000多万元人民币的景泰蓝产品急于清仓处理。尽管可以对折出售，但在市场不景气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商人敢图这个便宜。陈玉书却独具慧眼，看好这个机会。陈玉书凭着对故土的情感和商场经验，又作出一个惊人之举，他认为，景泰蓝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结晶，世界经济不景气也不会长期继续下去。一旦经济回升，人们对艺术品的需求就会增加，景泰蓝还会成为抢手货。他想，若买下这批货，就等于拥有世界上最大、花色品种最多的景泰蓝库存。思考再三后，他决定以1000万元人民币购买北京外贸公司的全部景泰蓝经营权。
按照他当时的经济力量，根本就拿不出这笔钱，唯一的办法只有向银行借贷。而银行家们都不傻，他们知道景泰蓝行业不景气，担心贷款放出去收不回来。陈玉书跑了许多家银行，只有少数几家同意贷款，但提出的条件非常苛刻。陈玉书咬了咬牙，接受了对方的条件，将所有的家产抵押出去，这才凑足了所需货款。他知道，如果这笔买卖失败，他又将身无分文。
货运到香港，他理所当然地打出“景泰蓝大王”的金字招牌，号称“数量最多，品种最全”。但同行都在暗中窃笑：看他怎么抛掉这个大包袱！陈玉书心里也悬着，他外表装得坦然，心里却像火烧一样。现在他是负债经营，每拖一天，贷款的利息就增加一分。
这时，忽然一个好消息传来：新加坡准备举办中国景泰蓝展览。得到这个消息后，陈玉书心花怒放，他立即带着所有的样品赶赴新加坡。展览会一开幕，参观订货的人就源源不断。这次机会，扫清了陈玉书登上“景泰蓝大王”宝座的一切障碍，他的公司营业额顿时扩大了10倍，在香港同行中，已经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了。他的公司营业额占了香港景泰蓝市场的一半以上。为了扩大影响，陈玉书又到世界各地举办各种展览会，掀起一股世界范围的“景泰蓝热”，由此一举获得商场上的成功。
陈玉书从实际经营中认识到，景泰蓝产品必须跟上时代的潮流，朝“实用化、日用化、现代化”的方向发展，不断推陈出新，才能保持其销售旺势。他组织北京生产厂家的技术人员成功地研制了脱胎景泰蓝。它制作简便，成本低，可以制作台灯、壁挂等日用装饰品。他还亲自设计了景泰蓝手表、景泰蓝钢笔、景泰蓝打火机等各种日用品，这些新产品一上市，大批订货单雪片般地飞来。他销售的景泰蓝产品不仅畅销东南亚，还打入了欧美市场，随着市场的不断开辟，陈玉书在商界的地位也越来越稳固。
为了发展中华民族的特种景泰蓝工艺，他再接再厉，投资1000万元，改造旧工艺，开发新品种。尽管在商场上春风得意，但他不摆老板架子，吃住都与工人们在一起，还与老艺人一道攻关，终于成功地发明了“中华脱胎景泰蓝”，并使它立即成为国内、国际市场的抢手货。陈玉书从此享有“世界景泰蓝大王”的美誉。
从此，陈玉书闯入我国三大特种工艺品之一——北京景泰蓝宝库，在短短的10年中，陈玉书苦心经营，竟跃居“世界景泰蓝大王”宝座。在世界金融中心的香港，他占有60％以上的景泰蓝市场，驾驭着90％以上的景泰蓝零售商，产品畅销五洲四海，资产也扩大达亿元以上。
可是，陈玉并不满足于只做“景泰蓝大王”，他又雄心勃勃地向地产业、娱乐业迈出了步伐，并在这些领域也显示了他卓越的才能。1982年到1984年，大批港人对香港前途失去信心，纷纷外迁，导致地产大跌，尤其是豪华住宅，几乎无人问津。
陈玉书的想法却与别人不同，他认为地产永远是向上涨的，回落和下跌都是暂时现象。尤其在香港更是这样。现在人心浮动，房地产价格已经落到最低点，此时买进是不会错的。果然，中英联合声明签订以后，香港市面稳定了，房地产价格就像坐上直升飞机，直线回升，狂涨不已，陈玉书又打了一个大胜仗。
在这种情况下，有人劝他趁此机会赶快抛出。陈玉书说：“我的事业永远立足于香港，我对香港充满信心，香港经济发达，交通方便，是国际金融中心，它不会因变化而阻碍发展。”他不愿做房地产投机商。现在，他在地产上的投资已增值几倍，甚至几十倍。他的地产越多，信誉也就越好，在香港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响。他担任了香港贸易发展局中国咨委、香港钟表业第7届主席、香港佛山工商联合会名誉会长。
陈玉书事业上之所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眼光要远，项目要大。眼光远，就是善于分析形势，不为眼前的困难所迷惑；项目大，是指项目应有一定的影响力和重要性。他认为自己的发迹在于三个机会：一是抓住了北京工艺品公司清仓的机会；二是几经努力申请到了贷款；三是通过新加坡景泰蓝展览会打响了牌子。他将三个阶段比作“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淮海战役”。他笑着说：“香港许多富豪，都是这样依靠大的战役起家的。”
报国情为统一大业鼓与呼
实现目标要靠好作风，人的生命是短暂的，应将有限的生命用来做一些对社会有意义的事。——陈玉书
陈玉书做生意赚了钱，但他忘不了，他是依靠北京工艺品生产厂家，依靠祖国的传统工艺而致富的，他对祖国的感情并未因“文革”期间的遭遇而减淡。他与北京手表厂共同投资50万美元组建景泰蓝钟表公司，生产各种景泰蓝工艺手表和挂钟；与北京首饰公司合作生产各种景泰蓝首饰。他还在深圳、珠海等地投资兴建酒店、卡拉OK厅以及高级住宅。他不仅对香港充满了信心，对大陆的改革开放也信心十足。
陈玉书先生跻身香港富豪之林，却自谓“我不愿意做一个世俗的商人，也不愿去追逐那种酒色财气的个人享乐。” 陈玉书写了一手好文章，经常在报刊上投稿，并著书立说，堪称富豪中之“文豪”；不过，他在商场中的拼搏精神，堪称是典型的“武士”， 说他是爱国儒商一点不假。陈玉书先生事业成功之后，一直致力于香港回归和祖国统一活动。在繁忙的商务活动中，他竟然抽出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时间用于社会工作和写作，在香港《文汇报》、《大公报》、《星岛日报》上发表了许多“在商言政”文章。他在香港大公报上撰文《基本法草案孚众望——一国两制蓝图绘就》，热烈讴歌“一国两制”的宏伟蓝图，呼吁香港同胞坚定信心，与大陆携手共创美好的明天。他还在香港《文汇报》上撰文《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介绍近年来海峡两岸往来的喜人景象，吁请台商克服台湾当局设下的障碍，加快投资大陆步伐，并撰文呼吁国民党一起为祖国统一大业而出力。尤其是他在香港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介绍江泽民总书记的文章，对江泽民的思想作风倍加推崇，被海外40多家报刊转载……
2001年4月3日，陈先生在香港《新报》发表了促进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的建言，洋洋洒洒3000余字，从伟大祖国的复兴到和平统一的利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在台港澳和大陆地区引起众多读者的共鸣。7月13日北京申奥成功后，陈玉书先生又以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务委员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发表整版文章《两岸三地，共赴民族复兴之伟业 热烈祝贺北京申奥成功》，字里行间浸透了这位爱国商人的忠心报国之情。陈先生现在还兼任香港作家协会名誉会长，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香港音乐专科学校董事等，《历史的回声》、《商旅生涯不是梦》等著作透出其浓厚的文人气质和风范，而“世界景泰蓝大王”的头衔和亿万身家更足以说明他在商界的成就和影响。
十届人大和政协十届一次会议，是在中共十六大召开后的第一次盛会。在促进祖国统一方面，多年以来，大陆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和江泽民主席提出的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和平统一的八项主张，在对台工作中采取务实、灵活的方法，使台海两岸的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关系，有了一定的进展。作为香港居民，陈玉书亲身感受了香港回归祖国几年来的情况，深深感到港澳的经验十分可贵：它不仅证明了“一国两制”方针的正确性，而且丰富了“一国两制”方针的实践和理论。进一步针对台湾的实际情况和特点，调动一切有利的因素，共同推进“和平统一”的进程，为新世纪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做贡献。
陈玉书一向热心香港公益事业，被选为1995－1996年度香港保良局主席。这个机构的宗旨是保持社会安良，扶助社会贫弱，重点是保护妇女和儿童。陈玉书在任期间，第一次代表保良局给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作为北京慈善总会的创始人，他提议要管好捐款，用到需要的地方，对财产监管使用好，才能对得起前辈和捐款人的苦心。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对于大陆的公益事业，他更积极支持，曾带头捐款150万元给昆明“世界园艺博览会”，捐出30万元在云南地震灾区建起“荣成学”近年来，他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捐款80万港元，向宋庆龄基金会捐款30万港元。加上其它的捐助，他总共向大陆同胞捐献了1600万港元。为迎接北京师范大学建校一百周年（1902—2002），香港繁荣集团向北京师范大学捐赠1000万元人民币，捐赠仪式14日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陈玉书先生身为亿万富翁，生活依然十分俭朴，然而在祖国需要的时候却不惜慷慨解囊。他先后向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和北京第十一届亚运会捐赠1000多万元款物，并关注着家乡的经济建设成就。
鉴于陈玉书先生对祖国的卓越贡献，他先后被当选为华商总会会长、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业务顾问、香港作家协会名誉会长、香港太平绅士、香港保良局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主席等，并被当选为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他是中华慈善总会创始人，还兼任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云南师范大学、华中理工大学客座教授。
